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的财富人口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一些重要趋势与变化包括：

• 战后复苏和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北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开启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这一时期见证了政府的大力干预、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出口导向政策的推动。结果，这些国家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财富积累与生活水平的提升。
• 日本经济奇迹：日本在战后时期崛起成为主要经济强国，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奇迹。在此期间，日本以其创新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和电子产品而闻名。该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其从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转变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其国民的财富也显著增长。
• “四小龙”的腾飞：包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地区，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通常被称为 “亚洲四小龙” 的国家/地区，实施了类似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并吸引了外国投资。结果，它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财富积累和现代化程度。
•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全球经济史上最重大的发展之一。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经济改革和向世界开放的道路。这包括放开经济管制、吸引外国投资以及并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其结果是实现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显著提升了许多中国公民的财富水平。
• 后殖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东南亚国家从殖民列强手中获得独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开启了国家建设的努力，并推行了多种经济发展战略。
• 经济增长与一体化：20世纪下半叶，一些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例如，新加坡从一个小型贸易港口转变为全球金融中心。泰国以其制造业和旅游业闻名，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发展了其自然资源领域。
• 区域合作：东南亚见证了旨在促进成员国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区域组织的成立。东盟在促进该地区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中产阶级的崛起：经济增长导致该地区许多国家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一中产阶级已成为消费支出、城市化以及对更高品质商品和服务需求的驱动力。中产阶级的壮大进一步促进了财富积累和经济稳定。
• 挑战和不平等：尽管整体经济取得成功，亚洲也面临着与财富不平等以及城乡差距相关的挑战。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中国等国家尤为明显。解决这些差距仍然是许多亚洲政府寻求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

在过去70年里，大量的新财富被创造出来，并且主要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一时期获取和创造财富者的子女（兄弟姐妹合伙关系）和孙辈（堂表亲联盟）正在继承资产和控制权——成功程度各不相同。

为应对这一新范式，该地区的私人财富咨询行业正日趋成熟，私人财富规划也开始被视为一门知识学科。因此，富裕家庭正接触到全球最佳实践，其中一些家庭正将其私人财富管理专业化。这涉及到他们在财富的构建、管理、投资和分配方式上变得更加有组织和战略性。

例如，这些家庭开始意识到治理的重要性，这完全关乎回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 家庭如何共同做决策？
• 家庭如何沟通？
• 家庭如何共同解决问题？

在实践中，一些家庭正在采纳并发展家族治理，采取以下部分步骤：

• 提前正式且全面地进行继任规划，最好是在预期的交接之前几年就进行。
• 设立家族办公室来管理家族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即财务、人力、精神、智力和社会。
• 采用家族章程使那些约束和持有财务资本的众多不同法律文件和结构更具“人情味”。
• 召集由家族成员和外部委任人员共同组成的家族理事会、家族大会和董事会（包括受托和咨询），并形成定期会议的节奏。
• 及早识别潜在继任者，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训和发展机会，为他们担任领导角色做好准备。
• 与更广泛的家族生态系统（包括第二代、第三代成员和姻亲、家族企业管理层和顾问团队）进行开公开交流，并采用技术解决方案来集中和共享重要数据。
• 将私人财富规划视为一门知识学科，并授权传统的“值得信赖的顾问”遴选一个“值得信赖的专家团队”来提供专业和独立的治理与建议。
• 摆脱传统垂直市场和资产类别（如运营业务和房地产）的依赖，在投资委员会的监督下向战略性资产配置方法转型。
• 资助战略性慈善事业和影响力投资项目，以支持社会关注的领域（如社会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环境）。
• 通过家族银行和风险投资基金进行直接投资，为有抱负的家族成员提供扶持而非施舍，使他们能够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
• 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来识别、评估、应对和监控家族资本风险, 尤其是那些源于家族内部的风险。
• 通过跨境财富架构和替代性公民身份与居留规划，实现地域分布、教育和经历以及全球连接性的多元化。

如果富裕家庭想要维持自身，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深受财富不平等影响的地区保持社会认可度，这种演变是令人鼓舞且必要的。儿童贫困、公共教育和医疗水平下降、财政赤字、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以及向可持续工业和农业转型，这些都是这一代人面临的决定性问题，需要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来解决。但富人有时会被媒体、政客甚至其同行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

因此，令人鼓舞的是，该地区的许多富裕家庭正在利用其特权地位以及获得专家建议、资源和影响力的渠道，不仅惠及自身，同时也加速经济发展、发展社区并推动积极的系统性变革。

只要这种演变持续下去，这些家庭就将需要私人资本组织专家的持续支持。